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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百年殺戮現場,今人需要明白什么?

    2018-11-13 11:00 環球網 顧善聞

      回望百年殺戮現場,今人需要明白什么?

      時事評論員 顧善聞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王儲弗蘭茨•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暗殺,理由是這位王儲推出的民族和解政策不利于多民族的奧匈帝國走向瓦解——哈布斯堡王朝不崩潰,其境內的斯拉夫民族就難以并入塞爾維亞,后者也就無法實現建立南斯拉夫國的理想。換言之,斐迪南大公成了塞爾維亞擴張的路障,必須移除。

      路障移除了,各種體量更大的巨型列車卻蜂擁而至,在此撞得傷痕累累,其中的幾輛干脆直接報廢——此后4年,歐洲列強全部卷入了戰爭,直至1918年11月11日,德國代表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在法國貢比涅森林的一節車廂里與協約國簽署停戰協定,奧匈帝國皇帝卡爾一世在維也納申布倫宮的“中國廳”內宣布退位——付出了850萬軍人和1000萬非戰斗人員的性命后,一戰落幕。

      在不久之后的1919年巴黎和會上,時任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了旨在削弱舊式殖民帝國、鼓動民族自決(這有利于美國投資和制成品占領英法及其殖民地的遼闊市場)的“十四點原則”。然而,威爾遜的全球主義呼聲卻遭到了綽號“老虎”的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的堅決抵制。克列孟梭輕蔑地表示:“還‘十四點原則’?摩西不過‘十誡’!”從這時開始,人類進入了持續20年的“二戰籌備期”。

      筆者認為,一戰的很多教訓至今都富有啟示意義:

      和平,是大國競爭不可撼動的底線

      “如果貴國(奧匈帝國)與俄國開戰,我國保證會站在貴國一邊。”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向奧地利伯爵奧約什保證。

      “和塞爾維亞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斐迪南大公死后不久,奧匈帝國軍隊總參謀長康拉德•馮•賀岑道夫說。這位奧軍軍事領袖甚至在暗殺之前就鼓動哈布斯堡皇室,要對塞爾維亞發動“不少于20次的戰爭”。

      “沒有德國人的支持,奧地利不敢發起侵略性行動。我希望英國政府能公開聲明站在俄國和法國一邊,不能再拖延了。”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之前,俄國外交大臣謝爾蓋•薩宗諾夫在圣彼得堡(戰爭爆發后嫌該名太“日耳曼化”,遂該名彼得格勒)對英國駐俄大使表明了態度。

      1914年夏季,數十年來被騷亂和民族分離運動折騰到精神錯亂的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以及國內政治問題層出不窮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它們的高層居然會不顧一切的“渴望戰爭”。

      其實這種心態并不難理解——他們想通過軍事行動轉移內部愈演愈烈的社會和民族矛盾。不僅僅是上述這些正“坐在火山口”的君主國想這么干,20世紀初,用持續十多年的軍備競賽把各國財政壓垮了的歐洲工業巨頭們,甚至紛紛主張借助戰爭手段去遏制遍布全歐的勞工運動。然而詭異的是,支持以軍事手段轉移國內矛盾的各國領袖,卻都認為敵對國家的同行因懼怕內部革命而不敢開戰。德國高層對俄國的判斷就是如此,這直接加速了一戰的爆發。

      一戰的結局表明,無論是企圖利用戰爭鞏固權力的各國君主,還是主張以軍事手段遏制工人運動的工業巨頭,他們的美夢全部都落空了: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蘭,奧匈帝國末代君主卡爾一世流放大西洋馬德拉群島,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但全家被處決,而且俄國在戰后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作為歐洲列強中唯一的共和國,法國經濟遭到了最為嚴重的破壞,即使戰后的巨額賠款也不能阻止這個國家的急劇衰落,這也是二戰開始后法國迅速淪亡的一個因素;大英帝國同樣禍不單行,不僅英鎊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岌岌可危,而且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甚至是統治了700年之久的愛爾蘭,都開始走向實質獨立——日不落帝國的解體進入了倒計時。

      斐迪南大公在遇刺前的1913年就得出結論:“奧地利和俄國一旦開戰,要么哈布斯堡帝國崩潰,要么羅曼諾夫王朝滅亡,或者兩者玉石俱焚。”

      一語中的。

      在當今的核武時代,和平更是不可撼動的底線,彼此競爭的大國之間需要全方位強化管控危機的能力。

      新式戰爭總是具有不可預測性,最好別主動嘗試

      一戰爆發時,沒有人會料到戰爭會空前血腥地持續了4年之久。各國軍政要員的大腦基本都停留在1870年普法戰爭甚至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中,盡管德國模糊地提出過“國家武裝論”等舉國之戰的觀點,但當時并沒有人真正見識過電氣和交通運輸革命后現代民族國家總動員時的恐怖威力。所以,各國軍事領袖都認為戰爭僅僅是專業軍隊的一家之事,或者說是一種流傳自中世紀的“貴族特權”。他們堅信,歐洲大戰將于數月內結束——“勇士們會在圣誕節前凱旋”。

      基于這樣的認識,再加上殖民戰爭中歐洲強國總能在最短時間內憑借壓倒性的裝備獲勝,那么一戰中連續出現大規模草菅人命的攻堅戰以及軍事資源的荒唐錯配之事,就不那么令人感到驚訝了:

      1914年8至9月,俄奧加里西亞之戰,90萬奧軍被殲滅35萬;

      1915年2至3月,法軍強攻香檳的德軍,只推進了不到500米,死傷就超過了5萬;

      1915年4月,法軍攻擊圣米耶勒,6.4萬名士兵被德軍擊斃;

      1915年4至5月,伊普爾毒氣大戰,英軍陣亡6萬;

      1915年5至6月,法軍在阿拉斯攻擊德軍,結果死傷10萬;

      1915年5至8月,德奧聯軍血洗加里西亞,俄軍損失150萬;

      1915年9至10月,奧軍追殺俄軍,但己方卻陣亡23萬;

      1915年9月,英法聯軍攻擊香檳、阿圖瓦,損失兵力24萬;

      1916年2至6月,凡爾登“絞肉機”,法軍損失54萬,其中陣亡15.6萬;德軍損失43萬,戰死14.3萬;

      1916年7至11月,索姆河會戰,英法聯軍損失60萬,德軍損失50萬;

      1916年6至8月,“布魯西洛夫攻勢”展開,德軍損失35萬,奧軍損失150萬,俄軍損失150萬(俄軍戰死人數接近100萬)。“布魯西洛夫攻勢”成為人類歷史上死傷最為慘重的戰役,3個月左右損失士兵約350萬,而二戰中斯大林格勒之戰持續1年,損失兵力不過200萬;

      1917年10至11月,卡波雷托戰役,意大利軍損失60萬;

      列強中,死傷最為慘重的自然是腐敗無能卻只是單線作戰的俄軍:陣亡200萬,負傷500萬;

      其次是戰力強悍卻二線作戰的德軍:陣亡200萬,負傷420萬;

      離心離德的奧軍同樣死傷嚴重:陣亡150萬,受傷360萬;

      單線作戰的法軍傷亡極大:陣亡150萬,負傷340萬;

      差勁的意大利軍隊幾乎無所作為:陣亡60萬,負傷90萬;

      英帝國的損失同樣很大:陣亡約100萬,負傷210萬;

      值得一提的時,猶如1066年諾曼入侵和15世紀的“玫瑰戰爭”,一戰災難性地打擊了英國的權貴和中產階級,比如1914年入伍的、年齡在25歲以下的牛津和劍橋大學生,戰死率高達50%(能讀得起這兩所大學的幾乎都是富裕有權家庭的孩子),很多中上階層家庭因而絕后。一戰期間巨大的傷亡是促使二戰前后英國堅決奉行對德綏靖政策的重要原因——二戰中英美兩國全部陣亡的士兵加起來還不及列寧格勒圍城戰中餓死(64萬)的蘇聯平民多。

      其實從“第零次世界大戰”(日俄戰爭)開始,機槍和塹壕的作用就已經非常卓著。不過一戰的交戰雙方、特別是協約國方面,顯然沒有對此加以重視。相反,那種先炮擊數小時至數天、然后步兵密集沖鋒的戰術往往貫穿大戰始終。還有就是過分信賴騎兵進而給軍事調度帶來了嚴重的困擾。先后擔任英國遠征軍總司令的約翰•弗倫奇和道格拉斯•黑格都對騎兵有很高的評價,后者甚至貶低火炮以抬舉騎兵,“炮兵似乎只對新兵有效••••••騎兵在未來的戰爭中將有更大的運作空間••••••迄今,騎兵除了運用在作戰前,作戰之中,以及作戰后之外,我們預期,它將運用在比以前規模更大的戰略用途上。”

      悲哀的是,從瑞士邊境穿越法國東北、隨后蔓延至佛蘭德斯并直達北海的一條條塹壕,在鐵絲網的重重包裹下,星羅棋布著執行嚴格戰法的機槍陣地,這不但大大削弱了萬炮齊鳴的威力,更成為了步兵和騎兵的絕對禁區。如果說步兵沖鋒純粹只是自殺的話,那么騎兵和數十萬馬匹的存在,可以說還沒來得及送死,就已經給己方后勤增添了巨大的負擔:在1914年和俄國的最初對壘中,奧軍擁有10萬騎兵,但用于偵察的飛機卻只配備了42架。行軍開始后,短短幾天時間,大量戰馬的背部已經磨傷,有好幾個師竟然因此而陷入進退維谷之地;英國方面,運往海外的補給品中最大宗是馬的飼料,其次才是軍火物資;有研究指出,數量龐大的騎兵是摧毀俄軍后勤直至引發俄軍總崩潰的禍首——一戰期間,慘死的馬匹、騾子和驢共計800萬匹。

      沒有實戰經驗的后發者,可憑借“針對性訓練”戰勝強敵

      實戰經驗真的很重要嗎?有價值的實戰經驗重要,而非相反。

      我們來看看協約國方面軍事領袖們的“實戰履歷”:

      約瑟夫•霞飛(法軍總司令):最早曾參加讓法國蒙羞的普法戰爭,后來入侵越南,在臺灣修筑防線對抗清朝福建巡撫劉銘傳,并于1892年鎮壓非洲塞內加爾的黑人土著;

      羅貝爾•尼韋勒(接替霞飛成為法軍總司令):入侵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1900年在北京隨法軍鎮壓義和團;

      約翰•弗倫奇(英國遠征軍總司令):最初在蘇丹參加軍事行動,隨后的布爾戰爭中他因善用騎兵、“指揮得當”而名聲大噪;

      道格拉斯•黑格(接替弗倫奇成為英國遠征軍總司令):鎮壓蘇丹馬赫迪起義,隨后以弗倫奇參謀長的身份參加布爾戰爭,1907年出版《騎兵研究》一書。

      自1870年普法戰爭至1914年一戰爆發,歐洲列強、特別是英法兩國擁有了太多的實戰經驗:從尼羅河谷地到西非海岸,從南非金礦到越南密林,從馬格里布沙漠到北京的城墻之下,英法殖民軍幾乎無處不至。然而,他們的對手不是手執冷兵器的土人,就是訓練差勁而不成體系的清軍,或者是沒有多少重武器的布爾游擊隊。這種類似“治安戰”的中小規模的實戰經驗,不但沒有讓上述這些將領在軍事觀念上煥然一新、進而于一戰中打出與現有和新式裝備相匹配的戰斗,反而極大助長了他們的自信心:崇尚進攻,草菅人命,剛愎自用,過度迷信精神力量,幾乎沒有全局觀念(即使有,也是不切實際的樂觀),根本不重視戰場第一線送達的合理情報。

      與之相稱的是指揮部風氣的敗壞。令人窒息的官僚主義、極度落伍的軍事觀念和唯上唯官的行事風格,致使那些想通過迎合上意、溜須拍馬獲得升遷的部下在大多數時候不敢提出有真知灼見的觀點。相反,總司令總會在需要的時候及時聽到自己“想聽到的意見”。于是,協約國的軍事決策和執行進入了一個始終無法逃離的惡性循環,終致沙場上死傷枕籍,后方民眾怨聲載道。

      西線協約國的決策指揮問題之所以遠超德國,是因為這是一個由兩國(后來其他國家陸續加入)組成的聯合參謀本部,而且英法兩國的軍事領袖全部都是“治安戰”經驗的擁躉。語言的不同沒有制造多少合作障礙,但他們氣質的雷同卻屢屢使彼此關系若即若離——誰都不服誰,誰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別人是錯誤的。

      索姆河之戰從1916年6月24日開始,經過7晝夜讓黑格“滿意之至”的瘋狂炮擊后,7月1日早晨7:30分,英國遠征軍第四軍團司令亨利•羅林森下令步兵躍出塹壕發起攻擊。成千上萬英軍官兵肩并肩端起步槍,將刺刀朝前,以18世紀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時代那種橫線列陣、每營4至8波的間隔如涌浪般步伐鏗鏘得整齊前進,好似一支支上了子彈的儀仗隊。這些對德軍縱深陣地是否已經被炮擊摧毀一無所知的亡命之徒,很快就被從地下重新鉆出的德軍機槍手大肆屠殺。最要命的是,因為英軍士兵平均負重30公斤,將近是那個年代英國青年男性體重的一半,導致自身行動極為遲緩,連快速臥倒都很難做到——即使是最能扛的動物——騾子,其負重也至多是其體重的三分之一。7月1日這一天之內,英軍傷亡6萬——黑格的“屠夫”綽號因此而來。一位低級軍官在陣亡前的一封信里寫道,“高層無能、麻木,向往個人虛榮,他們‘謀殺’了我太多的朋友。”

      英國在一戰中的表現非常吃力,某種程度上就是布爾戰爭的后遺癥。第二次布爾戰爭(1899至1902年)讓英國損失的不僅是超過2萬條士兵的性命和當時屬于天價的2.2億英鎊軍費,最為關鍵的是它延緩了英帝國賴以維持全球霸權的支柱性裝備——無畏艦——的制造進度,這讓從1898年開始大規模擴建海軍的德國看到了追趕的希望——第二次布爾戰爭的軍費足以建造120艘無畏艦。

      至大戰爆發前,英國已擁有29艘無畏艦,另有13艘在建;德國海軍服役了18艘無畏艦,還有9艘在建。盡管從數量上看,英國海軍優勢依然明顯,但德國追趕勢頭強勁無比——后者成功利用了耗資巨大的布爾戰爭對英國海軍造艦速度的拖累。和英國海軍近乎全球部署不同,德國艦隊主要游弋于和英倫三島一水之隔的北海,且虎視眈眈。回望歷史,這種海軍戰略態勢極大改變了英國的國運:為了對付德國公海艦隊,英國人只好爭鋒相對地將絕大部分主力艦也部署在同一區域以保衛本土并封鎖德艦出海口,而不得不將通往其帝國命脈——印度——的地中海區域讓給法國海軍去守衛。如此一來,當帝國的主動脈受制于人時,英國想在法俄集團和德奧同盟之間保持中立,就更加不可能了——除了咬牙加入協約國并投身于導致帝國衰落的一戰外,英國決策者并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1916年5月31日,日德蘭大海戰爆發。此役德國公海艦隊出動了5艘戰列巡洋艦、6艘前無畏艦、16艘無畏艦、11艘輕型巡洋艦和61艘驅逐艦,總噸位約65萬噸,官兵4.5萬人,指揮官是萊因哈特•舍爾。英國不列顛大艦隊同樣精銳盡出:28艘無畏艦、9艘戰列巡洋艦、8艘裝甲巡洋艦、26艘輕型巡洋艦、78艘驅逐艦、1艘布雷艦、1艘支援艦和1艘航空母艦,總噸位125萬噸,官兵6萬人,指揮官為約翰•杰里科。

      2天的戰斗結果,至今都讓人們津津樂道。在總噸位之比1:2、軍艦總量之比2:3、主力艦之比21:37、大口徑艦炮數之比11:17的劣勢下,憑借比英國軍艦更加出色的防護力、通信技術、測距能力、夜戰設備、穿透力更強的穿甲彈和明顯高出一籌的射擊精度,德國海軍共擊沉英艦14艘(合計11.5萬噸):3艘戰列巡洋艦、3艘裝甲巡洋艦和8艘驅逐艦,擊斃英軍6097人、擊傷570人,俘虜177人。德艦損失11艘(合計6.1萬噸):1艘前無畏艦、1艘戰列巡洋艦、4艘輕型巡洋艦和5艘驅逐艦,陣亡官兵2551人、受傷507人,無人被俘。

      日德蘭大海戰雖然沒能打破英國海軍對德國的大洋封鎖戰略,但受到重擊的英國艦隊從此以后也不敢南下逼近北海沿岸的德國海軍基地(這里也是水雷密布的“死亡之海”),而德艦則完全封鎖了波羅的海,切斷了協約國從這個方向對俄國的補給線,再加上加里波利登陸戰之前就以失敗告終,穿越土耳其海峽的補給線也始終處于封閉狀態——1年后,極度“失血”的俄國淪為了第一個崩潰的大國。

      德國公海艦隊之所以能夠在海軍傳統和實戰經驗遠不如對手的歷史陰影中以少勝多,完全得益于長期不懈的、有針對性的科學訓練。英國海軍盡管底蘊深厚,稱霸海洋400年,但往往包袱沉重,它們在長期執行維護全球貿易航道、驅散海上“散兵游勇”并炮擊殖民地海岸的任務之后,總會被諸如“帝國榮耀”之類的虛名所累,漸漸讓各種形式主義占了上風,進而疏于訓練和備戰。處于后發狀態并一直居于暗處的德國海軍沒有英國海軍的各種包袱,可以一門心思研究英國艦隊的優勢和缺點,然后進行針對性極強的反復訓練——這就是德國水兵戰術素養明顯高于英國同行的秘密。

      不可唯武器論,但必須高度重視劃時代的革命性裝備

      一戰的全過程充分展現了德國軍人超強的技戰術素養和意志品質。在西線,1918年之前,雙線作戰的德軍的總兵力始終維持在協約國70%左右:大戰開始后的馬恩河會戰,英法聯軍以100萬兵力勉強遏制了德軍75萬大軍的凌厲攻勢。到了1917年,西線英、法、比共部署了178個師,德軍部署129個師。即便如此,協約國士兵的總傷亡還是要大大超過德軍。

      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向德國割地求和。很快,德軍的實際掌舵人埃里希•馮•魯登道夫便將東線100萬士兵通過鐵路交通調往西線。1918年1月,西線德軍兵力已達177個師,超過了協約國的173個師(包括部分抵法的美軍),但美軍正以每月30萬的速度涌入法國。這意味著如果不能在美軍完全投入戰場之前迫使英法議和,那么所有資源都正飛速枯竭的德國必將屈辱戰敗。事實上,1918年3月21日開啟的德軍“米歇爾攻勢”,幾乎使協約國徹底崩潰:僅英軍傷亡就超過了30萬,成千上萬的士兵被驅趕到了海邊做困獸之斗。過去幾年連前進幾公里都要陳尸數萬的防線,一口氣被德軍穿透了50多公里,連巴黎看上去都已經朝不保夕。

      此戰是最能看出德軍作戰實力的——隨著戰爭的拖延,長期的封鎖和消耗重創了德國的軍工體系。那時,德國工廠里才生產了20輛坦克,而協約國則制造了4000輛。可哪怕是1917年11月英軍以381輛坦克閃擊位于康布雷的德軍,其所謂的勝利也僅僅是突破德軍防線不到10公里——此戰被公認為是坦克邁上歷史舞臺后機械化戰爭的開端。那次短促的勝利甚至讓倫敦大笨鐘都鳴響慶賀,因為這是連索姆河和伊普爾這種百萬人死傷都無法實現的“大突破”。在嚴重缺乏坦克的情況下,利用毒氣和炮火的掩護,德國人純粹憑借人力,通過專門經過訓練的步兵滲透小組打開一個個缺口,然后大部隊快速穿過缺口向前方推進,身后的預備兵力并不是像以往那樣等前方隊伍遇阻后才上前支援,而是緊跟著涌入缺口,猶如涓涓細流逐漸匯聚成江河湖海,很快就淹沒了協約國軍隊的陣地。

      德國和協約國軍隊作戰能力的高低并非完全是訓練水平造成的——諷刺的是,英軍士兵因屢次參與殖民戰爭,其步槍射擊精度反而是各國中最高的。

      第一:盡管德國被協約國視為“壓制國民自由”的軍國主義國家,但德國卻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福利制度的大國(最初級的),起碼能做到每個國民不被餓死。況且普魯士軍國主義傳統使得國民極度愛戴自己的軍隊,或者說是有一種“軍民魚水情”,這和協約國更重視軍隊的專業性和職業化是非常不同的。于是戰爭開始后就出現了一種“奇景”:福利制度下身強力壯、士氣高昂的德國兵長途奔襲追擊著被自由資本主義搞得面黃肌瘦、士氣低落的協約國士卒。

      第二:協約國那些幾乎是榆木腦袋的軍事領袖在很長時間內基本上都不能理解新式裝備對作戰的意義,更別談嫻熟運用了。不開玩笑地說,這些新式武器能夠如期進入戰場,還真得感謝這些歷史名將們的“心胸寬闊”。

      大戰尚未爆發的某年,法國將軍斐迪南•福熙(大戰后期晉升協約國總司令)在一次觀看飛機表演時,對這種剛出現不到10年的潛在武器輕描淡寫地說了句,“(駕駛飛機)是一項很不錯的運動,但這玩意兒對陸軍來說毫無價值。”

      飛機的功能隨著戰爭的推進得以迅速多樣化,從偵察敵情、火炮校準到空中對戰、對地攻擊,協約國和德國都曾一度掌握戰地制空權。但飛機的戰場運用依舊受到將軍們陳舊觀念的制約,即使是德軍方面也同樣如此:

      “米歇爾攻勢”期間,德軍高層居然沒有使用大量的飛機去轟炸潰退中的英法軍隊;

      英國海軍航空隊司令休特請求海軍部批準建造200架魚雷攻擊機,后果是他本人被調離崗位;

      英國海軍航空隊想派出飛機直接轟炸德國的軍火制造中心,結果被一貫敵視新事物的陸軍高層直接否決;

      英國航空委員會建議海軍應在法國保有200架轟炸機,可是遭到了黑格的書面反對,而且措辭十分強烈;

      相比飛機而言,能夠徹底終結“塹壕+鐵絲網+機槍”戰爭模式的不二裝備——坦克——其發展更是在頑固的軍方和守舊的官僚阻撓下舉步維艱:

      1911年,一位酷愛機械制造的英國水道工人將自己設計的“初級”坦克送到陸軍部,后來石沉大海,這并不奇怪。可笑的是,一戰結束后陸軍部對此事的卷宗被翻出,上面只有一句批語:“這家伙瘋了!”

      1914年,軍事家歐內斯特•斯溫頓向英軍總部提出開發坦克的建議,可總部沒有任何答復;隨后“帝國國防委員會”秘書莫里斯•漢基又向陸軍大臣、綽號“王中王”的霍雷肖•基欽納伯爵提出類似建議,也同樣不被采納。

      即使后來坦克投入戰場,由于英國將領根本無視使用規則,甚至是想當然地胡亂使用,導致其功能大打折扣。在康布雷之戰以前,軍官們對步坦協同的戰術是一知半解;更滑稽的是,在巴斯青達之戰中,黑格不顧佛蘭德斯地區暴雨成災和排水系統毀壞后遍布沼澤的地形,命第五軍團和第二軍團共15萬大軍發起進攻,結果坦克和大量步兵陷入泥沼中,慘遭德軍屠戮。這場標志著第三次伊普爾會戰慘淡落幕的一役,成為了英國軍事史上“最為痛苦的一頁”。

      “米歇爾攻勢”和巴斯青達之戰同樣有著非凡的意義:唯武器論永遠都是荒謬的,人的因素始終占據首位;但也決不能對新式裝備熟視無睹,甚至是激烈抵觸,要充分信任并勇于、善于運用新武器、尤其是那些劃時代的革命性裝備。

      必須奪取歷史話語權,但前提是先贏得戰場上的勝利

      任何戰爭,都是勝利者書寫的,一戰同樣不例外,國際研究的話語權一直掌握在英美手中,這必然導致大量的事實和觀念被蓄意扭曲。比如在戰爭罪魁等問題上,就存在著太多的誤解。

      戰爭的罪魁是德國嗎?相信即使是很多受過歷史教育的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如果從最早宣戰的角度看,的確是德國。但其實這個標準值得商榷。

      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一個月,即1914年7月23日,為入侵塞爾維亞,奧匈帝國發出了令貝爾格萊德無法接受的最后通牒,但后者絕非孤立無援。7月24日,塞爾維亞攝政王亞歷山大王子向他的最強盟友、沙皇尼古拉二世發送緊急求援電報——事態全面升級——法俄于1892年締結軍事同盟條約,而德奧兩國早在1879年就已經是盟國。一旦俄國為救援塞爾維亞而攻擊奧匈帝國,那么德國必然會出兵迎戰俄國,俄德交鋒,根據法俄協約,法國必須以全部兵力攻打德國,如此整個歐洲大陸都將陷入無盡戰火。

      在入侵塞爾維亞問題上,德國對奧匈帝國的支持是建立在一個致命誤判之上的:風雨飄搖的俄國因擔憂內部革命而不會對外用兵。可是1908年奧匈帝國并吞波斯尼亞以及當時沙皇在德國軍事威脅之下轉而忍氣吞聲的恥辱,促使急于雪恥的俄國人這次決定鋌而走險——7月28日維也納向貝爾格萊德宣戰,7月29日上午11點,俄國開始動員和奧匈帝國接壤的四個軍區,到了下午,在總參謀部將領和外交大臣謝爾蓋•薩宗諾夫的慫恿下,居然開始了國家總動員——這是走向戰爭的致命一步,因為這就表明俄軍將同時對抗德國和奧匈帝國。幾乎在第一時間,德皇威廉二世與沙皇尼古拉二世通信,迫使后者在入夜后一度取消總動員令。可是薩宗諾夫和軍方再次懇求備戰,結果到了7月30日早晨,總動員令恢復。

      站在俄國的立場看,作為一個幅員極度遼闊且沒有完全實現工業化的窮國,如果不提早進行總動員,而是等到工業實力強勁的德國動員時再采取類似行動,那么必然會在戰備上嚴重落后對方,從而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被提前摧毀。但是從德國方面分析,要是眼睜睜看著俄國進行總動員而無所作為一段時間,那么即使以后再動員,則很可能會像龜兔賽跑那樣真的落在對手后面——7月31日,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戰爭機器,德國重裝上陣,正式總動員。

      東線戰云密布之際,法國態度則較為微妙。7月29日,也就是俄國開始總動員的那一天,剛剛訪俄歸國的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向沙俄駐法大使亞歷山大•伊茲沃爾斯基(1908年俄國準備默認奧匈帝國并吞波斯尼亞,以爭取德奧支持其控制土耳其海峽,但后來奧匈帝國失信,俄國在德國的威脅之下屈服。不久,伊茲沃爾斯基作為外交失利的替罪羊被免去外交大臣職務,轉任駐法大使)承諾將履行“法俄軍事協約”,但他也呼吁要將塞爾維亞沖突控制在巴爾干半島之內。可是,俄國的堅定態度使得法國不得不迎難而上——要是這一次法國依然像1908年那回袖手旁觀,那么法俄的同盟條約將徹底作廢,屆時法國就不得不獨自面對“兇殘霸道”的德國——普法戰爭后奧托•馮•俾斯麥外交戰略的核心就是孤立法國,他竭盡全力推動“俄德奧三皇同盟”以阻止法俄結盟,直到1888年威廉二世上臺后將這手好牌徹底打爛。

      7月31日,德國分別向圣彼得堡和巴黎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國在12小時內取消針對德奧的軍事動員,要求法國在18小時之內宣布中立:前者沒有答復,后者用行動答復了——8月1日下午,法國總動員。

      8月1日,德國對俄國宣戰;8月3日,德國向法國宣戰。隨后,根據1905年制定的“施里芬計劃”,按照“先法后俄”的戰略方針,百萬德軍陸續涌入比利時,準備從低地國家攻打法國。

      令柏林感到意外和震驚的是,8月4日,英國以比利時遭到入侵為借口,對德宣戰——德國政府本以為英國至少會保持中立,甚至有人還認為英國會支持德國,就像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戰爭”那樣。

      盡管英國可以無視同法國和俄國的協約,但數十年來德國和大英帝國已經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展開全面的殖民地、經濟和軍事競爭,特別是德國自1898年啟動規模空前的海軍擴張計劃和對布爾人反英運動的熱烈支持,使得英德關系急劇惡化:為了保衛本土,英國艦隊已經集中在北海附近,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線交給了法國海軍維護;為了保證印度的安全,印度北部的陸路交通還得仰仗俄國的善意。如果英國頑固堅持中立的話,法俄協約最終贏得戰爭,那么勢必會對英國反攻倒算;德奧同盟主宰歐洲,則等同于出現又一個拿破侖帝國。

      英國的參戰對德奧同盟來說是致命的:皇家海軍的大洋封鎖戰略逐漸加劇了德國各類物質資源的緊張,后者為打破封鎖,以“無限制潛艇戰”攻擊所有北大西洋上航行的船只,目的是對英國進行反向孤立——不僅戰爭物資要靠海運,英國糧食也依賴進口,一旦斷糧超過3個月,就容易發生饑荒,從而動搖繼續戰爭的意志。可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海上襲擊最終讓蠢蠢欲動的美國獲得了對德宣戰的絕佳借口——當200萬美國遠征軍在1918年最后幾個月中盡數到達法國后,德國終于崩潰了。

      追根溯源,協約國之一的俄國進行的總動員,才是一戰的真正導火索。

      所以說,只有贏得戰爭,方能擁有記錄歷史的執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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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張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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